也就是说，二元或一体这样的术语，无论被用于中国哲学自身特性的陈述，还是被用于中西哲学差异的陈述，均没有决定性的意义，而从隐喻运用的角度看，中国式的哲学修辞显然更为丰富，而其理论后果亦更难加以清晰揭示
曹凌博士在工作坊讲述早期佛教的忏法仪式，大量引用道教的资料，讲述佛教忏法与道教斋法在仪式结构上的相似性。不过，对梵文佛典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，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。
他们的议题，明显表现出当前佛教研究的两大趋势：佛教文献学的全面展开、佛教解经学的积极尝试。这些讲座的议题并没有事先设定，完全尊重学者自己的选择。工作坊最初的两位主持人，叶少勇、萨尔吉两位博士都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的教师，擅长梵语与藏语。俞学明教授的讲座，更重视宗派在教义、信仰上的认同感，支持隋唐时期存在佛教宗派的观点。不少学者是借如来藏批评中国佛教或日本佛教有违印度的佛教传统。
佛教研究在中国大陆，主要依附中国哲学或中国历史专业。佛教研究的新资料，还包括考古发掘的金石碑铭、佛教造像、壁画浮雕、寺塔遗迹和法器遗物等。新一代大陆佛教学者，对这些资料的运用越来越普遍。
那一场讲座的评议人刘屹教授，他的研究平时虽以南北朝道教为主，但也兼顾佛教与道教的交涉与互动。事实上，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宗派，都有各自的经典注释传统。他在工作坊的讲座，关于龙树中观哲学中几个关键概念的理解，是其在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思想解读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对像《续高僧传》、《辩正论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等一些佛教内部史料的局限性，大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体会。
因此，虽然大家还想继续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佛教的哲学思想，但新一代学者更想直接从佛教经典出发，在尊重历代注疏的基础上，紧扣原文解读其中的佛学思想。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佛教哲学或佛教史领域，往往围绕某个人物、宗派或某部典籍的思想或历史研究，尤以宗派史、断代佛教史或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最多。
3. 关注佛教经典的结构与核心概念中国大陆的佛教哲学研究，长期以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：第一，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，常把佛教哲学分成宇宙论（世界观）、人生观与方法论等内容。第三，受西方佛教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，把因明学当作逻辑学、知识论研究，把唯识学当作知识论、现象学或心理学研究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北京大学长期有这方面的研究传统。其实，现在抽象地、孤立地讨论如来藏思想，也已变得意义不大。
在文献资料运用越来越充分的背景下，如何运用非文献的实物资料，是我们这个时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趋势。因此，佛教研究的主流，实际上还是以佛教思想为主体，研究对象仍以汉传佛教为主。事实上，这两种意见都有合理之处，关键的是，我们现在要更多地关注宗派与佛典之间的关系，只有把握各宗派解经的精髓，才能体贴这些宗派出现的意义。当然，在语言文献学领域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不足。
1995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宗教学系，宗教学专业随后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，佛教研究正式在宗教学的框架内培养专业人才。然而，直到今天，在中国大陆的学科体系里，宗教学从属于哲学，宗教研究的博士论文需要得到哲学学位委员会的认证。
1946年初，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东方语文学系，聘请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，重新开始梵文与巴利语的教学，后来一度还设藏文专业。这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解经体例，譬如，天台宗在解题时通常是有所谓的五重玄义，包括：释名、辩体、论宗、明用与判教，而在消文时，又有所谓四释：因缘释、约教释、本迹释、观心释。
佛教经典的语言，最主要的还有巴利语、梵语与藏语。因此，现在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解经：如何把握佛典解释时的预设前提与终极关怀，并将经典的思想解释落实到经典的内在结构。在上世纪60年代，我们还对在西藏发现的大批梵文贝叶经编出了简要的目录。近年来，对于敦煌遗书的分类整理与运用，佛教学者为此投入很多的精力。因此，重新解读历史上的重要佛典，是激活中国佛教思想的最重要途径之一，也是从根本上促成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重要手段。这些社会因素，是佛教宗派成立的助缘，并不会构成支撑信仰的真正凝聚力。
如来藏研究，几乎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佛学界永恒的话题。以综合的、比较宗教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佛教史，尽量拓展研究资料的使用范围，将之纳入中国宗教史的范畴，这是当前佛教研究的重要趋势。
此外还有罗鸿博士主讲的宝藏寂《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》中有关中观和瑜伽的论述，周拉副教授主讲的莲花戒《修习次第论》三篇与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，都是研究非汉语的佛教文献。譬如，对蒙古文、西夏文、满文、傣文佛典都还研究不多，相关的研究力量还要进一步整合。
1918到1928年，著名的梵文学者钢和泰（Baron Alexander von Sta?l-Holstein），受邀到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。 21世纪以来，我国的佛教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，新生代佛教学者的研究领域更趋多样化，普遍具有较好的语言基础，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。
现在的研究，更多地是在进行分类主题的资料整理。以前的敦煌文献整理，主要集中在各地图书馆所藏文献的编目及汇集出版。依据在西藏发现的两件迄今为止被认为最古老的梵文《中论颂》文献（一是单行的《中论颂》，一是佛护注释本），叶博士重新校勘《中论颂》全文，被认为是继狄雍（Jan W. de Jong）1978年校勘整理本之后最好的《中论颂》梵文本。参加工作坊的曹凌博士，在敦煌遗书里发现了一百多种疑伪经，编成《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》500余页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），成为该领域的工具书。
其次，受中国佛教宗派思想的传统影响，所谓佛教哲学，基本是在梳理佛教宗派的教理，即使是有一些分析，主要是受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。还有像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邺城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像，这些资料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珍贵的一手材料。
开题，是从总体上解释佛经的题目。在工作坊里，周拉、罗鸿、叶少勇、刘成有的讲演，都已涉及到佛典的解读问题。
有了这种直观的认识，在我们撰写佛教史、研读佛典时就会有宝贵的亲切感：一种对于社会时代背景的直接想象。中国佛教的宗派，究竟成于何时？有些学者借用日本佛教的经验，重视宗派的组织形态，认为在中国的唐代还没有形成宗派。
在李裕群教授讲述邺城地区石窟寺时，在场听众宛然回到了当时的佛教生活场景。萨尔吉在工作坊从舍利弗和目犍连的皈依谈起，运用梵、巴利、藏语文献，讨论缘起法颂的渊流变化，从而把这个看似简单的偈颂，还原到印度佛教史的复杂背景之中，揭示其不断深化的思想内涵与宗教功能。但其不利的方面，往往会与佛教本来的思想结构存在较大的距离，尤其是会抹杀不同宗派、不同传统、不同时期佛教之间的差异。现在有一批学者把精力放在南北朝佛学研究，敦煌遗书可能会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。
惟善法师对有部思想的研究，也是建立在对梵文佛典的解读基础上。在彼此的讨论中，大家也注意到佛教解经学的想法。
譬如，天台宗主要依据《法华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，华严宗主要依据《华严经》、《起信论》，即使是声称教外别传的禅宗，实际上也与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的关系密不可分。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，他们的解经，主要包括开题与消文。
近些年在这方面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，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识读、整理地论宗文献，已经出版《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》（青木隆、方广锠、池田将则、石井公成、山口弘江整理，韩国金刚大学2012年版），第二册不久前也已正式出版。在此期间，他完成了对《大宝积经迦叶品》的整理和研究。
